甘棠箐遗址出土的部分木器上的加工痕迹。高星供图

民以食为天，远古人类更是如此。在没有金属工具、不会种植五谷杂粮和饲养家畜家禽的洪荒时代，我们的祖先如何获得食物？享用了哪些食品？考古界一直在破解这道难题。

考古人从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挖掘出的大部分遗物都与人类的食物有关：尖锋刃利的石器是人类猎杀动物的工具，与石器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多是人类肉食的残留，简易的火塘是人类烧烤食物的遗迹。我们的祖先仅仅依靠肉食存活吗？显然不是这样。民族学资料告诉我们，处在原始状态的族群大多采用狩猎与采集结合的方式获得食物，而且采集享用可食性植物往往比狩猎更重要。但由于植物材料易于降解腐烂，难以形成考古遗存，所以学术界对于远古人类食用了哪些植物食材，用什么方法获得这些植物食材，经常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尴尬境地。

一项新的考古成果为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曙光。7月4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题为《中国西南甘棠箐遗址30万年前的木器》的研究论文，描述了在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甘棠箐遗址于2014—2015年和2018—2019年两个野外季发掘出土的一批保存完好的木器，以及与其伴生的石器、骨角器、动物化石和植物遗存，年代约为距今30万年。这批珍贵的考古材料首次全方位揭示出远古人类食谱的秘笈。

该遗址位于抚仙湖畔，在饱水的环境下埋藏了大量木质材料和植物种子。前者包括加工成特定形态的木器、树木枝杈等，后者含多种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的种子，还有孢粉类微体植物化石。如此丰富、保存完好的木器和其他植物遗存是目前东亚地区最早的，在世界范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也难得一见。

难以想象，该遗址出土的植物果实和种子达数万粒。已被识别出54个属，包括木兰属、构树属、山矾属、悬钩子属、葡萄属、花椒属等。孢粉分析辨认出至少70个科的植物，以莎草科、禾本科、泽泻科及蕨类等喜水植物占优。遗址出土的大型哺乳动物以鹿类为主，其他种类包括剑齿象、巨貘、犀牛等，还有丰富的小型哺乳动物及龟类、鸟类化石。这些动植物遗存表明，当时古人群生活在温暖潮湿的热带、亚热带环境下，周围水草丰沛，林木茂盛，动物繁多，是理想的古人类栖居地。

甘棠箐遗址保存的动植物遗存，揭示了古人类盘中餐中广谱型的食物种类。大量食草动物、慢爬性小型动物化石的富集，以及一些哺乳动物骨骼上的石器切割痕迹，表明狩猎和食肉已是当时人类的惯常行为。更难能可贵的是遗址保存的植物食材，包括松子、榛子、猕猴桃、多种悬钩子浆果及葡萄、飞龙掌血属等植物的果实。此外，草本植物（苋科、商陆科、葫芦科）及蕨类的茎秆和叶片亦有食用价值。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莎草科、禾本科、泽泻科等水生植物除了叶片、种子可以被采摘食用，富有营养成分的地下球茎与根茎可从湖岸浅水泥层中掘取享用。

在没有镐、铲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生活在甘棠箐遗址的古人群是如何将深埋于地下的可食性植物根块挖掘出来并加以食用？遗址出土的木质材料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古人类制作和使用了木器。在该遗址发掘出土的近千件木质材料中，35件被鉴定为人类加工的木器。这些木器主要用松树制作，器身挺直光滑，一端或两端被加工成尖状，尖部形态包括凿型、铲型、锥型等。其中两件为需双手持握的大型挖掘棒，4件具有独特的钩状尖刃，可用于切断植物根系，其余则为可单手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

为论证这些木器的人工属性，研究团队开展了痕迹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肉眼观测和微痕分析表明，其中19件木器保留明显的因砍枝修型和削锐尖部而留下的削刮痕，17件尖端表面存在使用所产生的磨光条痕和断裂破损迹象。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确凿的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一些木器的尖端保留土壤残留物，从其上提取到植物淀粉粒，进一步证明这些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茎。针对这些木器的模拟实验表明，此类木器可以用简单石器加工出来，并可有效地用来挖掘植物的根茎。

甘棠箐遗址在得天独厚的埋藏条件下保存了丰富的木器、石器、骨角器及动物化石、植物遗存，描述了一幅幅鲜活的历史场景：生活在抚仙湖岸的古人群携带特制木质挖掘棒前往生长着可食性植物的区域，挖掘采集富含淀粉等营养成分的下块茎类植物。这种行为方式表明，中更新世（距今约77万—12.8万年）时东亚古人群已具备对可用资源的认知、前瞻和计划性，能为预期任务专门制作适用的工具，熟稔可食性植物的种类，并能精准掌握各类植物的可食部位，预判不同季节可食植物的分布。该遗址的考古发现实证富含营养的植物根茎在早期人类食谱中的重要作用。

这些材料表明，我们的祖先不仅狩获动物，对肉食大快朵颐，还采摘可食性植物的浆果、坚果、叶片、藤茎，挖掘地下的植物营养储存器官，将其变成美味佳肴，以此摄取能量、维持生命、繁衍后代。今天，当我们享用餐桌上丰盛的美食时，应该感怀祖先的开拓、奋进与馈赠，珍惜当下，并为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